展览地点:武林馆

奔流东去的钱塘江进入古越人称为“后海”的杭州湾,划过一个“之”形弯道,为这片土地留下一个名字:浙江。100万年前,这里已有人类活动,从1万年前开始,新石器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发展起来,到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达到巅峰,成为中国大地上文明气息最浓厚的地方。当中原的夏商帝国兴起时,这片土地上生息着“断发文身”的古越人,他们在山海变迁的严峻环境中,立足于生存与开拓,发展出精勤耕战的文化品格和经济本位的价值取向。虽然古越世界早已消失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不复存在,但古越人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精神气质和开放进取、务实创新的文化传统,像一首不绝的长歌,一直伴随着他们的后继者,在浙江大地上,脚踏实地地创造出辉煌的文明业绩。

“越地长歌——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展厅位于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地面一层,展示面积约2000平方米,分为“文明曙光、“古越王国”、“三吴都会”、“东南翘楚”、“繁庶两浙”五个部分。陈列以浙江“精勤耕战”的文化品格为主导,在展示风格上讲求精致而大气,内敛而富有张力。共展出文物1300余件,结合场景复原、模型复制、图画创作、多媒体视听等多种现代手段,为我们展现了浙江大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独特魅力。


第1单元 文明曙光·史前时期的浙江

浙江境内的人类活动,至迟可以追溯到12.6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从距今1万年左右的时候起,钱塘江两岸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依稀勾勒出南岸地区新石器文化演进的大致脉络,并在世界稻作起源的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在北岸地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形成了相承关系清晰的发展序列,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良渚文化,因其发达的生产力、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完整的礼仪制度,被视为实证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典型案例。

第2单元 古越王国·先秦时期的浙江

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末秦统一中国,即历史学家所说的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经历了夏、商、周三个伟大的朝代。这一时期的浙江大地上,生活着与华夏族不同的於越人,他们是广布中国东南沿海的百越部族中最古老和最发达的一支。於越人生活在滨海平原与丘陵山地,质朴、悍勇,有个性鲜明的民俗。海陆变迁的无常、资源不足的压力和争霸战争的严峻形势,促使他们立足于生存与发展,把耕战视为国家事务的重点,形成了“精勤耕战”的文化品格。他们顽强地恪守着自己的传统,以至在这片土地纳入统一国家版图后的漫长岁月里,那种开拓冒险、勇于拼搏的精神,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第3单元 三吴都会·秦汉六朝隋唐时期的浙江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这片越人故土纳入帝国版图,成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一部分。自秦至唐,浙江经历了由低迷逐渐高扬的初步发展时期。秦初16县发展到唐代59县,反映出人口增长和社会逐渐繁荣的进程,这一变化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汉初浙江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情形随着大规模的治水屯田和南迁北人带来的先进技术而发生了根本的改观。至隋唐时期,精耕细作的盛行使浙江开始成为国家重要的粮食产地之一。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隋炀帝将南北运河一直延伸到杭州,从而将浙江与北方政治中心连结起来。

第4单元 东南翘楚·五代宋元时期的浙江

盛唐之后的中国进入了骚动不安的五代十国时期,浙江一带即由十国之一的吴越国统治。对浙江而言,这是一个相对安宁而发展迅速的时期,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得到了更深入的开发。所以,一进入北宋,浙江便以富庶繁盛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成为“国用所恃”的财赋之区,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宋时期的浙江,不仅因为南宋建都临安而成为王朝的政治中心,也因为曲阜孔庙南迁衢州而经受了一次儒家文化的洗礼。宋元鼎革,浙江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在政治上备受歧视与压迫,体验着繁华尽逝的悲凉。但勤劳睿智的浙江人民用自己的坚韧和不懈,创造着经济和文化的新的辉煌。

第5单元 繁庶两浙·明清时期的浙江

明清时期的浙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在行政区划上,浙江开始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域,严格意义上的浙江省终于形成;在经济上,多种经营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导致了市镇经济的繁荣,传统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化;在文化上,浙江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造诣上,都跃居全国前列,学者们除继续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接纳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在这个动荡的社会转型期,他们以特有的精明、务实和豁达,迎接新时代的来临。

  •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

    年代:新石器时代    

        制作精细、打磨光洁。舟体局部有经烧烤的黑焦面,应与舟体挖凿加工有关。舟体残长5.6米。这一发现证明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是最早使用独木舟的地区之一。

        跨湖桥文化:距今8000-7000年

        跨湖桥文化是距今8000-7000年前分布在萧山湘湖一带的新石器文化。其器物组合、制陶技术、彩陶风格自成一体。它的部分文化面貌与长江中游的史前遗存有某些相似性,但小黄山遗址发现后,人们意识到这支面向海洋的新石器文化具有较早的本地渊源。


  • 河姆渡文化的建筑

    年代:新石器时代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多处干栏式建筑遗迹,这种建筑适应江南地区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还具有防蛇虫猛兽及饲养家畜、堆放杂物的功能。

        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300年

        河姆渡遗址位于余姚河姆渡,是一处保存良好、文化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姆渡文化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越海东达舟山岛。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不仅为研究农耕、畜牧、建筑、纺织、艺术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且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 河姆渡文化 猪纹陶钵

    年代:新石器时代    

        陶胎为夹炭黑陶,器表打磨光亮。器形呈圆角长方形,长边两侧各阴线刻画一猪,长嘴、竖耳、高腿、短尾、粗鬃、腹略下垂。刻纹线条流畅、刚劲干练。

  • 河姆渡文化 漆木碗

    年代:新石器时代    

        漆碗胎为木质,用整段圆木镂剜而成。敛口,瓜棱形扁鼓腹,矮圈足。器表髹朱红色漆,出土时尚有光泽。

  • 河姆渡文化 双鸟朝阳纹牙雕

    年代:新石器时代    

        为象牙质,正面阴刻图案的中间为常见的重圈纹,外缘呈火焰状,两侧对称各有一与其相连的鸟纹,昂首相对而望。周边刻有弧线、点线纹样,连接穿孔,环绕在双鸟周围。

  • 良渚文化 玉琮

    年代:新石器时代    

        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琮体四面各琢刻一完整的神人兽面图像。兽面的两侧各浅浮雕鸟纹。这件玉琮是目前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重、最大、做工最精美的一件,重达6.5公斤,被誉为“琮王”。

        良渚文化时期,玉被赋予神圣的性质,玉器的使用大大突破了日常装饰品的范围,成为人神沟通及维系社会等级的重要媒介。对玉的钟情和玉功能的神化,使良渚社会的人们耗费巨大的热情与精力雕琢精美的玉器,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玉文化时代。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良渚人也是最优秀的琢玉师。他们不仅按照需要将玉制作成各种形状,而且在上面琢刻美丽的纹饰,精细的程度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境地。


  • 良渚文化 玉钺

    年代:,     

        反山12号墓中出土了一件玉琮,高8.9厘米,射径17.6厘米,孔径4.9厘米,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被称为“琮王”。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被称为“钺王”的玉钺。“琮王”是最高宗教祭祀权的标志,“钺王”则是最高军事指挥权的象征,12号墓的墓主同时拥有两者,表明政教合一的最高权力已高度集中在个人手中。这样的人物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氏族和部落首领,而是一位掌握军政大权和宗教法权的“王”。

  • 春秋 伎乐铜屋

    年代:春秋时代    

       铜屋平面作长方形,三开间。正面敞开,立圆形柱两根。屋顶、后墙及四阶均饰勾连回纹。柱顶为一鸟。室内跽坐六人,作演奏状。是罕见的先秦青铜房屋模型,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制度的拟仿写真。

        古越人有自己的音乐和舞蹈。他们用金、石、皮、木、丝竹、陶瓷等材料制作各种乐器。与中原音乐相比,越人音乐充满了激越的山野之气。至于越人的舞蹈,我们从越地的防风舞可见一斑。《述异记》载:“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之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这种舞蹈狂野、粗犷,颇具原始气象。

        伎乐铜屋中的奏乐人为我们提供了越人音乐生活的难得画面:屋内跪坐六人。二人裸露上身,束发于顶,双手相交于小腹,应是乐伎;其它四人或作吹笙状,或作抚琴弹拨状,或执槌作击拍鼓状,或执小棍作击筑状,当为乐师。


  • 春秋 玉耳金he

    年代:春秋时代    

        身为黄金质,锻打而成,器表略显凹凸。窄口部位对称铆接一对环形玉耳,断面方正,琢刻精细卷云纹。此器轻如薄纸,有专家认为它的椭圆形造型与舟有关。是同时期罕见的黄金器皿。

  • 战国 越王者旨於睗剑

    年代:战国时代    

        者旨於睗即鼫与,句践之子。剑身呈金黄色光泽,刃锋犀利。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八字,正面为“戉王戉王”,反面为“者旨于睗”。这把越王剑保存完整,虽历2500余年,依然不锈不蚀,风采依旧;剑刃极薄,异常犀利,吹毛可断,加上剑鞘齐全,缠缑完整。集如此多的优点于一身,在出土或传世的吴、越剑中可谓绝无仅有。

  • 东汉牛车人物画像镜

    年代:东汉    

        青铜镜是古代浙江继青铜剑之后的又一种著名手工业产品。大约在西汉中叶,浙江出现了青铜镜铸造业,到东汉,会稽郡已成为全国铜镜铸造业中心。其画像镜和神兽镜,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独创一格。三国时期,当中原铜镜生产走向衰微之际,浙江的铜镜生产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浙江出土的东汉车马画像镜较多。镜中拉车的骏马,或昂首飞奔,或回头嘶鸣。车的顶篷有下部平坦的卷棚式,也有翼角起翘的四坡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画像镜以线构及平面浮雕手法表现神像、人物、车骑、歌舞、龙虎、瑞兽等纹饰题材的铜镜,始于东汉早中期,盛于中晚期。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以浙江绍兴出土最多。


  • 五代吴越 钱镠、钱俶批牍合卷

    年代:五代十国    

        唐末临安人钱镠建立吴越国。在“善事中国,保境安民”基本国策指导下,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扩建杭州等中心城市。五代吴越国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不仅为两宋时期浙江经济的高度发达奠定了基础,也开创了浙江以杭州为枢纽的新格局。北宋建立后,吴越国纳土归宋,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使人民免除了战争的苦难。


  • 南宋拉绒棉毯

    年代:,     

        自秦至南宋,杭州经历了从山中小县到王朝国都的过程。秦置钱唐县,南朝陈祯明元年(587)始置钱唐郡。隋统一后废钱唐郡置杭州。大运河的开通为杭州提供了新的契机,杭州在成为东南交通枢纽的同时,也发展成一个珍异所聚、商贾并辏的商业都市。吴越国立杭州为首府,进行了大规模营建,杭州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两浙地区的中心。浙江步入以杭州为枢纽的发展时期。南宋建都临安,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 明 王士琦金带板

    年代:明    

        共二十枚,总重量665.98克。金带板上的纹饰分别为獬豸纹和灵芝纹。獬豸纹呈浅浮雕,独角昂首,作蹲踞状,身体两侧绕以火焰形云纹。獬豸是传说中的灵异之兽,性格忠诚,能辨曲直,在封建王朝时期一直被当作御史等风宪衙门执法官的身份象征,獬豸纹也就成为古代执法官服饰上特有的纹饰。

        王士琦(1551-1618)浙江临海人。曾任山东参政,后镇云中,处理边疆事务。在任期间,边境平静。万历四十六年(1618),奉调巡抚江南,尚未成行便因病去世。归葬临海城西石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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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位置

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

B11F2F3F武林馆区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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